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中華文化基因的形成發(fā)展
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，社會生產力迅速發(fā)展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方面都發(fā)生了深刻變化。這一時期，各種思想百家爭鳴、相互激蕩，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發(fā)展，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基因的集中創(chuàng)制時期，這一時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作為傳統(tǒng)文化的基本要素長期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發(fā)展和傳承。

百家爭鳴，海納百川

西周時期，人們突破原始的天道觀，提出敬天、保民、明德思想。春秋時期，鄭國的子產明確提出“天道遠，人道邇”（《左傳·昭公十八年》）的主張，后來又出現(xiàn)了以“仁”為本、和而不同、“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的孔子，主張“道法自然”的老子和倡導“兼愛”“非攻”的墨子等，同時還出現(xiàn)了編年體史《春秋》和《詩經》的十五“國風”等文化成果。所有這些文化創(chuàng)制，無不反映出當時人們思想的極度活躍與開放。與此相應，私人聚徒講學驟然興起，打破了學在官府制度?？鬃印耙浴对姟贰稌贰抖Y》《樂》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”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）。墨子有弟子“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”（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）。墨家的另一個巨子孟勝，為楚國陽成君守城，“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”（《呂氏春秋·上德》）?？鬃?、老子和墨家學說的創(chuàng)制與私人聚徒講學之風的盛行，打破了貴族的學術壟斷，一改沉悶的文化氛圍，拉開了百家爭鳴的大幕。

戰(zhàn)國時期人們積極行動，認真思考，自然現(xiàn)象和社會運動等都成為他們認識和思考的對象，不同社會階層與各家學派紛紛提出別具一格的學術與思想。司馬談把戰(zhàn)國百家之學概括為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；劉歆把戰(zhàn)國百家概括為儒、墨、道、名、法、陰陽、農、縱橫、雜、小說等十家。諸家分別從不同的視角，用不同的方式力圖探索自然、社會、歷史、人性以及道德的本質，提出諸多治國安民、富國強兵的奇謀良策?？鬃拥母欢讨?，老子的道法自然、無為而治，墨子的兼愛、非攻、尚賢，孟子的王道與仁政，莊子的“天地與我并生，萬物與我為一”、荀子的人定勝天，韓非子的法、術、勢等，無不如此。諸家之說未必盡善盡美，但都能開放包容，奮力創(chuàng)制，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故，展現(xiàn)出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，筑壘出百家爭鳴的文化氣象。

革故鼎新，開拓進取

春秋中期分封制、宗法制和禮樂制逐步瓦解，地方行政組織由采邑制轉變?yōu)榭h、郡制，鄭國、晉國先后頒布成文法，包括軍隊編制、兵種、武器裝備、軍賦征收等軍事制度也發(fā)生了重大變化。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，改革改良之風逐漸興起。齊國“三其國而伍其鄙”“相地衰征”；晉國“作爰田”“作州兵”；魯國“初稅畝”“作丘甲”；楚國“書土田”“量入修賦”。這些改革雖還不能與戰(zhàn)國變法相提并論，但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卻成為戰(zhàn)國變法的文化先導。

面對殘酷、激烈、復雜的兼并和反兼并斗爭，變法圖強成為戰(zhàn)國歷史的主旋律。魏國李悝變法、趙國公仲連改革、楚國吳起變法、韓國申不害改革、齊國鄒忌變法、秦國商鞅變法、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，雖然具體內容、深度、廣度以及推行的力度不盡相同，社會效應與歷史價值也各有千秋，但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卻是相近的。戰(zhàn)國變法觸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，關涉所有社會成員，改變了社會形態(tài)與戰(zhàn)國七雄的力量格局，也使整個社會充滿了進取改革的激情。敢于開拓進取、勇于改革創(chuàng)新不僅成為中國歷史上多次重大改革的思想動力，也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。

憂國憂民，居安思危

隨著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社會發(fā)展的動蕩起伏，在有識之士的思想深處，普遍孕育出一種“憂國憂民憂社稷”的憂患意識，成為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共識。春秋時期，晉國的魏絳把居安思危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規(guī)則，教導晉悼公：“‘居安思?！Ｋ紕t有備，有備無患，敢以此規(guī)?！保ā蹲髠鳌は骞荒辍罚┛鬃訉Ξ敃r不修道德、不講學問帶來的社會問題深感憂慮：“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“君子憂道不憂貧”“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”（《論語·衛(wèi)靈公》）等思想逐漸深入人心。

戰(zhàn)國時期，人們把憂患意識統(tǒng)稱為“憂社稷”，“憂社稷”被概括為五種類型：第一種是“廉其爵，貧其身，以憂社稷者。”第二種是“崇其爵，豐其祿，以憂社稷者。”第三種是“斷脰決腹，一瞑而萬世不視，不知所益，以憂社稷者。”第四種是“勞其身，愁其志，以憂社稷者。”第五種是“不為爵勸，不為祿勉，以憂社稷者?！保ā稇?zhàn)國策·楚策一》）

憂患意識是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知識階層的主流社會心理和意識，體現(xiàn)了這個階層的主體意識、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?？鬃印⒛?、孟子、荀子、韓非子、李悝、吳起、商鞅、黃歇、孫臏、蘇秦、張儀等都是在憂患意識的驅動下，為社會發(fā)展與穩(wěn)定，或推行自己的學說，或實現(xiàn)自己的主張，不怕艱難困苦，不論成敗得失，四方奔走，努力拼搏，而憂患意識也深深熔鑄于中華民族的文化深處。

英勇無畏，舍生取義

在春秋戰(zhàn)國的語境下，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推行和實踐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，需要剛強的意志與不怕犧牲的精神?？鬃訌娬{“仁者必有勇”（《論語·憲問》）并將“仁勇”分為兩個層面。在精神層面，志士仁人要有“殺身以成仁”（《論語·衛(wèi)靈公》）的氣概，做到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?！保ā墩撜Z·微子》）。在行動層面，要見義勇為，臨危不懼?？鬃訆A谷之會怒斥齊景公、從容面對“畏于匡”、桓魋追殺和“在陳絕糧”等困境，堪稱頂天立地之大勇。墨子亦是英勇過人，“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為之”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。其弟子中不乏赴湯蹈火、死不旋踵的勇士。

孔子的“仁勇”思想被孟子演繹發(fā)展為舍生取義。孟子說：“魚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?！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叭视隆迸c舍生取義在行為層面體現(xiàn)為不怕犧牲，敢于獻身。魏國唐雎與秦王政交涉安陵之事，針對秦王政所說的天子之怒而盛言布衣之怒：“此三子者，皆布衣之士也，懷怒未發(fā)，休祲降于天，與臣而將四矣。若士必怒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縞素，今日是也?！保ā稇?zhàn)國策·魏策四》）秦王政為其無畏精神所震懾，最后不得不放棄以五百里地換安陵的打算。戰(zhàn)國時期英勇無畏精神的集中體現(xiàn)者是荊軻刺秦王。他“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”（《戰(zhàn)國策·燕策三》），“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”的慷慨悲歌與視死如歸的豪俠之氣撼人肝膽，千古流傳。

春秋戰(zhàn)國在繼承總結夏、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礎上實現(xiàn)了一次新的文化集結，涌現(xiàn)出了眾多的歷史文化典籍，這些文化典籍和歷史活動所蘊含的文化精神長盛不衰，早已深深融入人們的日常行為和語言之中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、三人行必有我?guī)煟献拥捻樒渥匀?、天網恢恢疏而不失，孟子的浩然之氣、舍生取義，荀子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、青取之于藍而勝于藍等，都以鮮活的語言述說著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文化基因的歷史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