嫁妝，是女子出嫁時娘家陪送的財物，亦稱“嫁資”“妝奩（lián，梳妝用的鏡匣）”等。在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，嫁妝于婚姻意義重大。一般來說，它在女子出嫁時是必不可少的，無論家庭貧富，都須盡力籌辦。嫁妝的多少常常影響到婚約的締結，豐厚的嫁妝往往可以使女性取得更高身價。在清代，嫁妝給家庭及社會帶來了一系列影響，如助長社會奢靡之風，導致婚后奩產糾紛等。
一、清代嫁妝的種類
在清代，嫁妝大體可分為生活用品和不動產兩類。生活用品是嫁妝最基本的組成部分，主要是衣物首飾和日用器具。衣物首飾做嫁妝，可以從最直接的層面體現出新婦之“新”，并且這種“新”不僅要體現在婚禮上，還將一直延續(xù)到她結束“新婦”狀態(tài)為止。
清代學者瞿兌之的《杶（chūn）廬所聞錄》中，記載了一位貧婦的嫁妝：“貧人無他長物，止銀簪、耳環(huán)、戒指、衣裙，寥寥數件而已?！苯诵扃娴呐拖蛩麛⑹隽似涞軏D的嫁妝：“布衣三十事，為棉襖、夾袴、棉單、半臂、圍裙、裹腿，今有千張皮（碎皮紉成）之襖一，已為絕無僅有?！保ā吨倏呻S筆》）這兩位婦女嫁妝中衣物首飾較為簡單，若富貴人家女兒出嫁，則會陪送大量衣物首飾，數量多的甚至足夠穿到去世。
一、清代嫁妝的種類
在清代，嫁妝大體可分為生活用品和不動產兩類。生活用品是嫁妝最基本的組成部分，主要是衣物首飾和日用器具。衣物首飾做嫁妝，可以從最直接的層面體現出新婦之“新”，并且這種“新”不僅要體現在婚禮上，還將一直延續(xù)到她結束“新婦”狀態(tài)為止。
清代學者瞿兌之的《杶（chūn）廬所聞錄》中，記載了一位貧婦的嫁妝：“貧人無他長物，止銀簪、耳環(huán)、戒指、衣裙，寥寥數件而已?！苯诵扃娴呐拖蛩麛⑹隽似涞軏D的嫁妝：“布衣三十事，為棉襖、夾袴、棉單、半臂、圍裙、裹腿，今有千張皮（碎皮紉成）之襖一，已為絕無僅有?！保ā吨倏呻S筆》）這兩位婦女嫁妝中衣物首飾較為簡單，若富貴人家女兒出嫁，則會陪送大量衣物首飾，數量多的甚至足夠穿到去世。
衣物首飾之外，女家一般還要陪送被褥、家具等日用器具。在清代的黑龍江地區(qū)，男家要事先準備好“被褥各二，及箱柜、梳匣”等日用品，提前送往女家，“俟女家送奩至男家時，攜以俱至。女家所增者，尚有洗衣盆、手巾、胰子（肥皂）等物”。（徐珂《清稗類鈔·婚姻類》）此即由兩家共同預備婚后生活用品，再以嫁妝的形式由女家發(fā)往男家。這些婚后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大到箱櫥，小到燭臺、馬桶，與衣物首飾一起組成全副嫁妝。
除了生活用品，清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還陪送店鋪、土地、宅院等不動產。《清史稿·列女傳》記載：桐鄉(xiāng)濮氏富而無子，其女的嫁妝中“田宅、奴婢、什物皆具”。巨額的嫁妝足以使普通家庭的男子一夜暴富。如吳三桂之婿王永康，婚前家境敗落，漂流無依，婚后則窮極奢侈，儼然廁于縉紳之列。
二、清代嫁妝的規(guī)模
嫁妝的多少隨女家貧富程度而定，差別很大。清代最為隆重的嫁妝當屬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妝奩。如光緒帝大婚時，皇后的嫁妝共二百抬，其實際價值很難估算。此次大婚總共花費白銀五百五十萬兩，其中皇后的妝奩占不小的比例。
官員家庭的嫁妝也十分可觀。清人吳熾昌《客窗閑話》記載一位白姓侍衛(wèi)“因愛女遠離，盛備奩具，媵（yìng，陪嫁）以婢仆百余，雇群艘，由水路行。運奩之日，自京至通，四十余里，絡繹不絕于道者，翌日始畢”。近人吳汝倫的外祖父馬魯迂在蜀地為官，吳汝倫母親出嫁時“裝貲甚盛”。不過由于官員們追求“廉潔”的名聲，對女兒嫁妝的實際內容往往比較隱諱，很少見到確切的記載。
與官員的態(tài)度相反，商人在陪送時則愛“炫富”。多數商人之女的嫁妝都有銀兩記載，毫不隱諱，甚至夸大。如有人為昆山學者龔煒之子與某湖商女做媒，特意說明“奩資可得數千金”；又如，山西洪洞人韓承寵娶晉商亢氏女，“奩金累數萬”；江寧某商人在義女出嫁時，“奩贈十萬金，使成嘉禮”（《清稗類鈔》）。
不過，史料中的“千金”“數萬”，往往用以形容嫁妝之多，而非具體數額?？滴醯墼髻p41位因貧困而無法出嫁的宗室之女每人100兩銀子，以籌備嫁妝。乾隆帝亦曾下旨賜宗室貧困者每人“賜銀一百二十兩以為妝費”?？梢姡?00兩銀子左右的嫁妝，在清前中期應為一份比較體面的嫁妝。
晚清時嫁妝的數額有所變化。曾國藩一向治家節(jié)儉，認為“吾仕宦之家，凡辦喜事，財物不可太豐，禮儀不可太簡”。大女兒出嫁時，曾國藩“寄銀百五十兩，合前寄之百金，均為大女兒于歸之用。以二百金辦奩具，以五十金為程儀”。為防止講排場，他一再叮囑“家中切不可另籌錢，過于奢侈”。（《曾國藩全集·家書》）從曾國藩給女兒準備的嫁妝估算，當時200兩銀子的嫁妝應是既體面又不奢侈。
如果將物價上漲的因素考慮在內，晚清200兩銀子的價值與清前期的100兩銀子差不多?？梢姡宕械纫?guī)模嫁妝的標準，在100兩至200兩白銀之間。一二百兩銀子的花費，對官僚縉紳和富商大賈而言，根本算不上負擔，但貧困之家溫飽尚難解決，更談不上為女兒陪送體面的嫁妝了。許多女子因此不能及時出嫁，或找不到合適的配偶。面對這種情況，一些宗族義莊出資為族中貧困女子置辦嫁妝。道光、咸豐年間，常熟鄒氏義莊規(guī)定：族中貧困之家嫁女給銀五兩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濟陽義莊規(guī)定嫁女貼錢六千。（《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》）但這還不是筆者所見的清代嫁妝的最低標準。
清人歐陽玉光妻蔡氏，家貧，“將嫁，宗族周焉，得錢三千有奇”。這錢蔡氏不忍帶走，最后留給老父用以維生。（《清史稿·列女》）三千錢的嫁妝可謂簡陋，但根據經濟史學者的研究，這對于貧困農民而言，常常相當于一年的家庭總收入，貧家陪嫁之苦由此可見。
三、引發(fā)的社會經濟問題
嫁妝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屬于消耗品，其價值隨著時間流逝而遞減；而其中的土地、店鋪、宅院等不動產，則可能隨時間的推移而增值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，后一類嫁妝卻給人們帶來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。
首先，這些不動產不能隨著女子的出嫁而遷移。特別是如果締姻兩家相距較遠，婚后無論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，還是土地和店鋪的管理都極為不便?；诖?，清代許多家庭在陪嫁不動產時，都會預先考慮到距離問題。清初吳三桂受封平西王，駐云南，而女婿王永康為蘇州人，吳三桂“檄江蘇巡撫”，在蘇州“買田三千畝，大宅一區(qū)”作為女兒的嫁妝；雍正年間，年羹堯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，年羹堯在濟寧買田19頃，作為女兒的奩田；乾隆年間，于敏中之女嫁入孔府，他斥資萬兩，在附近為其女置買莊田四處。這幾個例子說的都是高官顯貴，而有的人家就由于距離遙遠，不得不將嫁妝中的土地房屋變賣。
其次，店鋪、土地等作為嫁妝，很容易造成經濟糾紛。店鋪與土地同樣不能遷移，但店鋪更需要日常的經營與管理。嫁妝中的店鋪，通常會出現兩種情形：一是將店鋪的所有權、經營權全部轉移到女兒女婿手中，改由男方直接經營。如京城崇文門王氏“以質庫（當鋪）作奩資”，將女兒嫁與一舊家子。婚后夫妻有矛盾，王女罵道：“吾父以數萬金之質庫舁汝不為薄。”（俞蛟《夢廠雜著》）該質庫是以嫁妝的形式全權轉贈給女婿，由他直接經營管理并獲取收益。二是店鋪繼續(xù)維持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，出嫁女只獲得收益權。如林則徐的父親在為兒子們分家時，考慮到已婚的長女、次女、五女嫁妝單薄，決定將龍門口四間店面分給三人，以補從前之不足。
嫁妝中的土地，即奩田問題更為復雜，并非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，奩田屬分割產權：所有權在娘家，使用權在夫家。奩田是一種特殊的土地讓渡形式，既區(qū)別于土地買賣，因為雙方并不涉及金錢交易；又區(qū)別于土地的完全轉移，因為女家往往對奩田做出種種限制。奩田權屬糾纏不清，容易引發(fā)經濟糾紛，下面舉兩個案例加以說明。
案例1：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四川巴縣朱太貴起訴姐夫將其姐的奩田隨意變賣。朱太貴之姐嫁給赤貧無業(yè)的陳以謙為妻，朱家“所贈妝奩服飾不少”，其姐生子陳慶美后，娘家又追贈奩田一份，但規(guī)定，田業(yè)不準陳家私當私賣，其每年租谷的一半給陳慶美作為學費，另一半仍存在朱家作為陳慶美將來婚娶的費用。（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）
此案例中，奩田合約明確規(guī)定，陳以謙父子不僅沒有土地所有權，而且對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嚴格限制。此合約由“親族鄉(xiāng)戚”作證，即產生了法律效力，陳氏父子不得違背，否則可能導致訴訟。
案例2：雍正六年（1728），劉連俸的祖父將一塊土地贈與姑爺張九安以作奩業(yè)，當時說明“世守業(yè)不問，倘有典賣，業(yè)仍還劉姓”。但嘉慶五年（1801），九安夫婦去世之后，九安之子張世文“忘恩負義”，“將業(yè)私售”。（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）
這里，女家在陪送嫁妝時亦明確規(guī)定：如果男家世代守業(yè)，則女家對于土地的使用和收益都不予過問。然而，一旦男家變賣奩田，女家即要將其收回。也就是說，男家擁有對奩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，但沒有出售權?？梢?，清代婚姻中的婆家和娘家各自對奩田的權利，不能簡單地劃分為使用權和所有權。
作者簡介
毛立平，女，1974年生，山西太原人。歷史學博士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，主要從事清代社會史、性別史研究。著有《清代嫁妝研究》（獨著）《19世紀中國婚姻家庭的社會經濟透視》（合著）等，發(fā)表論文十余篇。
除了生活用品，清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還陪送店鋪、土地、宅院等不動產。《清史稿·列女傳》記載：桐鄉(xiāng)濮氏富而無子，其女的嫁妝中“田宅、奴婢、什物皆具”。巨額的嫁妝足以使普通家庭的男子一夜暴富。如吳三桂之婿王永康，婚前家境敗落，漂流無依，婚后則窮極奢侈，儼然廁于縉紳之列。
二、清代嫁妝的規(guī)模
嫁妝的多少隨女家貧富程度而定，差別很大。清代最為隆重的嫁妝當屬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妝奩。如光緒帝大婚時，皇后的嫁妝共二百抬，其實際價值很難估算。此次大婚總共花費白銀五百五十萬兩，其中皇后的妝奩占不小的比例。
官員家庭的嫁妝也十分可觀。清人吳熾昌《客窗閑話》記載一位白姓侍衛(wèi)“因愛女遠離，盛備奩具，媵（yìng，陪嫁）以婢仆百余，雇群艘，由水路行。運奩之日，自京至通，四十余里，絡繹不絕于道者，翌日始畢”。近人吳汝倫的外祖父馬魯迂在蜀地為官，吳汝倫母親出嫁時“裝貲甚盛”。不過由于官員們追求“廉潔”的名聲，對女兒嫁妝的實際內容往往比較隱諱，很少見到確切的記載。
與官員的態(tài)度相反，商人在陪送時則愛“炫富”。多數商人之女的嫁妝都有銀兩記載，毫不隱諱，甚至夸大。如有人為昆山學者龔煒之子與某湖商女做媒，特意說明“奩資可得數千金”；又如，山西洪洞人韓承寵娶晉商亢氏女，“奩金累數萬”；江寧某商人在義女出嫁時，“奩贈十萬金，使成嘉禮”（《清稗類鈔》）。
不過，史料中的“千金”“數萬”，往往用以形容嫁妝之多，而非具體數額?？滴醯墼髻p41位因貧困而無法出嫁的宗室之女每人100兩銀子，以籌備嫁妝。乾隆帝亦曾下旨賜宗室貧困者每人“賜銀一百二十兩以為妝費”?？梢姡?00兩銀子左右的嫁妝，在清前中期應為一份比較體面的嫁妝。
晚清時嫁妝的數額有所變化。曾國藩一向治家節(jié)儉，認為“吾仕宦之家，凡辦喜事，財物不可太豐，禮儀不可太簡”。大女兒出嫁時，曾國藩“寄銀百五十兩，合前寄之百金，均為大女兒于歸之用。以二百金辦奩具，以五十金為程儀”。為防止講排場，他一再叮囑“家中切不可另籌錢，過于奢侈”。（《曾國藩全集·家書》）從曾國藩給女兒準備的嫁妝估算，當時200兩銀子的嫁妝應是既體面又不奢侈。
如果將物價上漲的因素考慮在內，晚清200兩銀子的價值與清前期的100兩銀子差不多?？梢姡宕械纫?guī)模嫁妝的標準，在100兩至200兩白銀之間。一二百兩銀子的花費，對官僚縉紳和富商大賈而言，根本算不上負擔，但貧困之家溫飽尚難解決，更談不上為女兒陪送體面的嫁妝了。許多女子因此不能及時出嫁，或找不到合適的配偶。面對這種情況，一些宗族義莊出資為族中貧困女子置辦嫁妝。道光、咸豐年間，常熟鄒氏義莊規(guī)定：族中貧困之家嫁女給銀五兩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濟陽義莊規(guī)定嫁女貼錢六千。（《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》）但這還不是筆者所見的清代嫁妝的最低標準。
清人歐陽玉光妻蔡氏，家貧，“將嫁，宗族周焉，得錢三千有奇”。這錢蔡氏不忍帶走，最后留給老父用以維生。（《清史稿·列女》）三千錢的嫁妝可謂簡陋，但根據經濟史學者的研究，這對于貧困農民而言，常常相當于一年的家庭總收入，貧家陪嫁之苦由此可見。
三、引發(fā)的社會經濟問題
嫁妝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屬于消耗品，其價值隨著時間流逝而遞減；而其中的土地、店鋪、宅院等不動產，則可能隨時間的推移而增值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，后一類嫁妝卻給人們帶來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。
首先，這些不動產不能隨著女子的出嫁而遷移。特別是如果締姻兩家相距較遠，婚后無論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，還是土地和店鋪的管理都極為不便?；诖?，清代許多家庭在陪嫁不動產時，都會預先考慮到距離問題。清初吳三桂受封平西王，駐云南，而女婿王永康為蘇州人，吳三桂“檄江蘇巡撫”，在蘇州“買田三千畝，大宅一區(qū)”作為女兒的嫁妝；雍正年間，年羹堯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，年羹堯在濟寧買田19頃，作為女兒的奩田；乾隆年間，于敏中之女嫁入孔府，他斥資萬兩，在附近為其女置買莊田四處。這幾個例子說的都是高官顯貴，而有的人家就由于距離遙遠，不得不將嫁妝中的土地房屋變賣。
其次，店鋪、土地等作為嫁妝，很容易造成經濟糾紛。店鋪與土地同樣不能遷移，但店鋪更需要日常的經營與管理。嫁妝中的店鋪，通常會出現兩種情形：一是將店鋪的所有權、經營權全部轉移到女兒女婿手中，改由男方直接經營。如京城崇文門王氏“以質庫（當鋪）作奩資”，將女兒嫁與一舊家子。婚后夫妻有矛盾，王女罵道：“吾父以數萬金之質庫舁汝不為薄。”（俞蛟《夢廠雜著》）該質庫是以嫁妝的形式全權轉贈給女婿，由他直接經營管理并獲取收益。二是店鋪繼續(xù)維持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，出嫁女只獲得收益權。如林則徐的父親在為兒子們分家時，考慮到已婚的長女、次女、五女嫁妝單薄，決定將龍門口四間店面分給三人，以補從前之不足。
嫁妝中的土地，即奩田問題更為復雜，并非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，奩田屬分割產權：所有權在娘家，使用權在夫家。奩田是一種特殊的土地讓渡形式，既區(qū)別于土地買賣，因為雙方并不涉及金錢交易；又區(qū)別于土地的完全轉移，因為女家往往對奩田做出種種限制。奩田權屬糾纏不清，容易引發(fā)經濟糾紛，下面舉兩個案例加以說明。
案例1：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四川巴縣朱太貴起訴姐夫將其姐的奩田隨意變賣。朱太貴之姐嫁給赤貧無業(yè)的陳以謙為妻，朱家“所贈妝奩服飾不少”，其姐生子陳慶美后，娘家又追贈奩田一份，但規(guī)定，田業(yè)不準陳家私當私賣，其每年租谷的一半給陳慶美作為學費，另一半仍存在朱家作為陳慶美將來婚娶的費用。（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）
此案例中，奩田合約明確規(guī)定，陳以謙父子不僅沒有土地所有權，而且對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嚴格限制。此合約由“親族鄉(xiāng)戚”作證，即產生了法律效力，陳氏父子不得違背，否則可能導致訴訟。
案例2：雍正六年（1728），劉連俸的祖父將一塊土地贈與姑爺張九安以作奩業(yè)，當時說明“世守業(yè)不問，倘有典賣，業(yè)仍還劉姓”。但嘉慶五年（1801），九安夫婦去世之后，九安之子張世文“忘恩負義”，“將業(yè)私售”。（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）
這里，女家在陪送嫁妝時亦明確規(guī)定：如果男家世代守業(yè)，則女家對于土地的使用和收益都不予過問。然而，一旦男家變賣奩田，女家即要將其收回。也就是說，男家擁有對奩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，但沒有出售權?？梢?，清代婚姻中的婆家和娘家各自對奩田的權利，不能簡單地劃分為使用權和所有權。
作者簡介
毛立平，女，1974年生，山西太原人。歷史學博士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，主要從事清代社會史、性別史研究。著有《清代嫁妝研究》（獨著）《19世紀中國婚姻家庭的社會經濟透視》（合著）等，發(fā)表論文十余篇。
（編輯：月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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